曾经流着眼泪骂法官“歹毒”，曾经被误解的投资者骂为“侵吞了赔款”，曾经一个人挑战整个司法体系，宣伟华说她的这个五年是人生中很珍贵的经历。

　　今天我们阅读她的这段经历，正是为了让更多的监管者不再缺位，让更多的造假者不再逍遥，让更多的投资者不再受伤。

　　“揭露日”之惑

　　《理财周刊》：首先想问你一个敏感的问题，代理这381位投资者打了5年官司，最后拿到的总金额超过900万元，你们收了多少律师费？

　　宣伟华：给你看个表格就明白了。我们的计算方法是：律师费＝（赔偿款项－办案成本）×20％。成本是19万多元，包括了差旅费、诉讼费等，其中这个诉讼费应该由败诉方出，但是由于本案有381人原告，但是其中88人因为很“歹毒”的理由败诉了，我们律师团觉得他们太惨了，不好意思收他们诉讼费，所以经过协商，诉讼费由胜诉的投资者分摊掉。根据这个表格你可以看到，加上获得的利息赔偿，每个胜诉的投资者基本都可以拿到索赔金额的93％到94％，有些甚至有95％，应该说他们可以满意。当然，我们这么做是风险极大的，因为一旦司法体制没有给我们这个机会，律师团的成员可以说是颗粒无收。

　　这个案子可以说不是为了赚钱才接的，我们律师团的成员花在这上面的功夫和时间，承受的压力和不公正待遇是难以想象的，我在跟法官对话的时候哭着说他们“歹毒”，也曾“威胁”他们说再不执行判决就要“跳楼”。

　　《理财周刊》：你说的“歹毒”的理由是什么？

　　宣伟华：主要是一些人拼命地在所谓“揭露日”的问题上做文章。所谓“揭露日”就是一个上市公司造假被正式揭发的日子，在上市公司虚假陈述的案件中，通常认为投资者在“揭露日”之前被误导买入股票，在造假败露后股票暴跌，中间的损失就应该由造假者负担，此前就抛掉了股票或者在此后买入股票，就属于正常的风险了。所以在这个日期上做文章的案件极多。

　　我们认为“大庆联谊”案件中根本不存在所谓“揭露日”，因为我们在选择起诉的理由时选用的就是“欺诈上市”而非“虚假陈述”。这个公司营业执照日期就是假的，上市前的报表也是假的，如果不是假的根本不符合上市资格，所以买入“大庆联谊”股票的所有投资者都是因为受骗上当。所以，在“揭露日”之前就抛掉股票的投资者难道就不是因它而受损害的骂？此外，我们还认为不仅在“揭露日”后及时抛掉股票止损的投资者应该获赔，没有来得及抛掉的投资者也是受害者，为什么反而要被排除在外？

　　但在目前极不完善的制度下，381位起诉者中的88位就愣生生因此被判败诉，被告大庆联谊及连带责任的申银万国成了此制度的大赢家。

　　“共同诉讼”载入史册

　　《理财周刊》：“大庆联谊案”耗时极长，你们事先想到过吗？

　　宣伟华：没有。“1.15通知”出来后我和北京的律师郭峰一起登报代理“大庆联谊”投资者的起诉，当时的公告中写道“短则一年，长则两年”，因为我们国家的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决没有拖到五年的道理。但事实告诉了我们还是低估了司法体制的不完善程度，“起诉不受理、受理不开庭、开庭不判决、判决不执行”各个阶段加一起居然到了今天，令人无限感慨。

　　《理财周刊》：有评论说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创造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司法实践，甚至完全有资格因此被载入司法史，是这样吗？

　　宣伟华：历史只能由后人来写，就本案而言，除了推动了证券民事赔偿的进程外，我觉得最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创造了中国共同诉讼成功的判例，也为民事诉讼法的推进拓展了空间。

　　共同诉讼的标志是众多原告通过推选诉讼代表人，由诉讼代表人委托律师代理诉讼；共同诉讼最明显的特征是：第一、合并计算诉讼标的，根据合并后的诉讼标的计算案件受理费（即原告在起诉时预先交给法院的诉讼费），这样使原来每一个原告（504位）单独交纳诉讼费约计36万元，减少为根据两个案件交纳，一共只需7.1万元。第二、这些案件不是381个，而是两个，民事诉状为两份，每个案子有两名诉讼代表人代表全体原告参与诉讼。

　　好事多磨，共同诉讼被受理后，中间又经历种种磨难，哈尔滨中院受理此案后不久，就要求代理律师将两个共同诉讼进行分拆，要求以15-20人为一个共同诉讼。这意味着律师的工作又要重新来过，例如，重新选举诉讼代表人，381人以20人为一个共同诉讼案件的话，应当分拆为19个案件，如果每一个共同诉讼推选2名代表人，这意味着必须推选38名代表人。我们坚决不同意分拆，坚持与法院沟通、说服，终于避免了分拆，使共同诉讼得以最终走向实践。此期间双方又僵持了六个月。因为不同意分拆，而被拖至最后开庭（其他单个起诉大庆联谊的案件较早就得到受理并判决）。

　　《理财周刊》：共同诉讼对投资者的保护程度有多大？

　　宣伟华：这个意义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单个股民受损害的金额可能很有限，在司法成本高昂的情况下，起诉上市公司的可能性就很小，于是造假者可以逍遥法外。但是有了共同诉讼制度，通常由受损最大的投资者――通常是机构――出面，聘请律师并亲自出庭，获得相应的优先获赔资格，小股民只要搭便车就可以参与诉讼，成本大大降低。在发达国家也有上市公司造假，通常就是由基金等发起组建律师团起诉，最后全国股民沾光。这样就能极大地提高造假者成本。

　　司法消极损害和谐社会

　　《理财周刊》：对这个案子有遗憾吗？

　　宣伟华：有。首先是拖得时间长了，有的投资者已经含恨去世，没看到今天。其次是遗憾我们国家的法律对恶人的惩罚还太弱。“大庆联谊案”造假的主体是上市公司，但公司是虚拟的，罪魁祸首是它背后的操纵者和获利者。我们最初的起诉书中有15个被告，其中13个是直接责任人，我们当时的想法是要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让他们也尝尝倾家荡产的滋味。但是最后对这13个人都撤诉了，因为各种各样原因，总之就是告个人几乎是没有可能的，这样的制度，坏人会害怕吗？

　　最后，也是我最感慨的地方是司法消极太损害社会和谐了。我刚才说了，“起诉不受理、受理不开庭、开庭不判决、判决不执行”，每个部门都不跟你说具体理由，就是说我们要研究一下。尤其是执行阶段，阻力之大令人触目惊心。这是最令人无奈的事情，我们可以呼吁、批评、推动，但是当整个体制表现得无动于衷时就没办法了。

　　我事后了解下来，这个案子里被告的保护伞并不算太厉害，而且到2004年以后，它背后的势力已经基本抓的抓死的死不剩什么了，但是为什么还是消极对待，就是因为很多领导的意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无足轻重，管理层的职责就是保护机构保护法人单位，担心起诉上市公司多了造成社会不稳定。其实，历史经验早已说明，民众对司法救济的信仰才是稳定的基石，行政对司法的干预恰恰是引发动荡的因素。

　　《理财周刊》：那么，这个案子留给证券市场的经验教训又是什么呢？

　　宣伟华：我觉得，冷静想一下，我们除了感慨、愤怒等情绪之外，更应该总结的是技术上的经验。这个案子在国内可能没有几个团队能完成，因为它需要成员不仅懂证券法、公司法，不是一般的懂，是彻底地精通，而且要懂民事诉讼法的共同诉讼。我在华东政法学院教了7年民诉法，1993年到日本神户大学又学了4年证券法和公司法，还做过一家日本公司驻华的老总，没有这些经历根本无法打赢这场官司。

　　再举个例子，我们团队首创设计了专门用于计算投资者损失的程序，使通常需要花费数十日、甚至数月的损失计算时间缩短为几个工作日；编制和设计了投资者全息信息库，确保工作多而不乱，任何信息得以保存，并能根据需要自动生成各种数据和信息。

　　这个案子还有个特殊性，律师必须懂心理学。因为你随时可能面对大量有些失去理智的委托人。一年多前单个起诉大庆联谊的投资者在特殊的情况下先拿到了赔款，而我们申请的强制执行却被搁置，媒体报道后我的电话给打爆了，甚至有人责问是不是我们把钱吞掉了。我们必须一个个地去做安抚、说服工作。此外，这个案子的审理过程就是证券民事赔偿法规不断修正、解释的过程，可以说每个环节我们都必须去说服立法者，让法规往更公平的方向演进。仅这个话题我写了近百万字的论文。

　　保护投资者，不仅需要热血，更需要的是理性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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