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rnard Lo Kwok Lap：大家早上好，大家不太热烈，带来好消息，一个是iPhone刚刚发布了iPhone5，而且德国也批准了救助计划，我们要讨论这些解决相关的问题，但是这是所谓形而上的话题，我们实际上要为亚洲的经济发展指出一种路线图，我们看一看其他的国家，我想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从左到右我们看看嘉宾有哪些：

　　Henzo Takenaka，大学全球安全所所长，在日本研究很多年的经济。

　　朱民，来自中国本土的，在IMF工作了两年。

　　N.K.Singh，议员，来自于印度的，比较混乱的一个国会，他实际上是一个经济学家，会给我们讲讲今天的话题。

　　首先，我想有请朱先生来讲讲亚洲的经济形势。

　　朱民：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亚洲整体的经济还是做的不错的，虽然经济增长在减速，从原来10%、8%下降到5.5%，我觉得可以说经济增长比其他地区还是比较好的，5.5%还是比较好的。

　　还有重要的一点，它的基本情况还是比较好的，跟1998年的金融危机相对来讲不是那么坏，在亚洲地区我们看到比如它的负债比率，实际上已经降到100%以下，比如像印 尼，它从原来的190%实际上降到了30%左右，相对来讲，这种财政状况还是比较好的地

　　还有一点与1998年经济危机相对来讲，它从原来的110%降到现在的40%，比如在菲律宾，从150%降到30%。从金融角度，行业来讲还是比较好的。另外，基本面也有很好的改变。相对来讲，它的债务已经相当于当时金融危机时的三分之一。所以，包括亚行它的一些预测还是不错。的确，基本状况还是不错的。但是，很明显我们面临一些挑战，比如随着全球经济的减速，全球在出口，我想这是一个挑战。还有一个是资本的流出，相对来讲过去几年当中它变的非常的频繁，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出现了境外流的话，在2008、2009或者2010它是出去，2011、2012它又进来。所以，的确它本身马来西亚，本地的这些国债市场增长了5%、10%，现在20%，对其他国家也是同样。

　　外资这样频繁的流动和波动实际上也是另外一个十分重要的挑战。

　　如果问我的话，我觉得亚洲还是能够活下去的，而且能够继续引领全球的经济增长，亚洲必须成为今后几十年当中经济发展的引擎。特别新兴国家，2010年有进一步的发展，亚洲能不能进一步引领全球的解决发展，亚洲能不能在世界经济危机当中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呢？

　　Bernard Lo Kwok Lap：我觉得你的回答是亚洲依然有增长，但是不像以前增长那么强劲了，它是不是停滞了，你刚才讲到财政状况很好，而且它的债务状况不像以前那么重了。

　　朱民：的确，这里面有很多政策可以操作的空间，亚洲继续引领全球经济的发展，而且更加注重于内需，特别是对于中国来讲，而且对整个亚洲地区也是这样的，而且我们能够来继续提升制造业方面的价值链的升级，而且能够来进一步改善社保的制度，可以说这是对未来更加有利的支持，虽然我们有一些挑战，但是对于亚洲地区来讲，特别对于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时刻，我们应该来看一看具有高瞻远瞩的眼光，能够继续引领亚洲的发展。

　　Bernard Lo Kwok Lap：刚才朱博士讲到了这些相关的看法，的确对于亚洲它有机会，而且亚洲必须要承担起责任，不能简单的说是作为世界经济的一种后起之势？

　　N.K.Singh：我觉得是很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优这样的人，也希望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而且美国的复苏也有些问题，欧洲也有些问题，我想指出的就是不光是你要一刀切的说亚洲，有些国家是比较突出的，而且尽管大家有一些共同之处，特别是有些共同的特点。比如在印度，一会儿我们会讲到，目前有一个平衡的增长，还有我们希望能够来进一步刺激增长。比如说印度的央行，它希望能够采取一些措施，而且困难的就是能够很好的平衡银行的政策。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面临重要挑战，实际上对于亚洲来讲，我们不能自满，亚洲作为21世纪新的力量，比如说亚洲它是不是只是简单地满足于我们目前的状况，是不是我们要继续世界解决的发展。第二，一些财政政策，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实际上经济政策受政治的制约，比如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或者说比较好的货币政策，还有第三点就是我们如何能够来创造就业机会，亚洲的确人口比较年轻，但是我们如何在可预见的未来创建就业机会，渡过这种过渡阶段，对印度来讲我们有更多的基础设施。

　　第四个挑战，整个的社会行业，包括教育，不光是获得教育的机会，而且教育的质量，而且关于技能的培训。同时，特别是在这十年当中，在未来的几十年当中，包括医疗卫生的制度，的确我们需要有足够的增长，不光是要能够保持投资，对于亚洲，的确我们面临很多挑战，我们这些挑战必须加以应对，不是简单的说我们成为21世纪的推动力量，我们面临很多的挑战，这是我们需要应对的，但是亚洲作为21世纪的发展，要不然就只是成为口头上说说而已。

　　Bernard Lo Kwok Lap：你刚才讲到了这些挑战，有那些最重要的问题，哪些是最为重要的？

　　N.K.Singh：我觉得首先第一点是宏观经济的能力能有效地管理我们的赤字，而且包括遇到一些无法偿债的问题。

　　第二，教育的问题，刚才讲到社会的问题，还有高质量的教育。

　　第三，能够在有效的经济政策之间获得一种平衡。

　　Bernard Lo Kwok Lap：Henzo Takenaka，我们对于亚洲其他地区来讲就像N.K.Singh讲到的，我们面临比较困难的日子，美国也遇到了比较多的困难，你觉得从日本角度来讲，亚洲不应该做什么？

　　Henzo Takenaka：我觉得你讲到一个十分有意思的问题，我们有很多的机会，也面临很多的挑战，基于日本我们面临更多的挑战，十分重要的一点，我们今天强调的也就是我们遇到了亚洲人口结构的变化，我觉得这十分重要。对于日本来讲，实际上从七年前，中国人口的数量开始下降，的确，在这方面遇到了很多的问题，但是或早或晚我们所有的亚洲国家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可能只有印度没有这样的问题。

　　在日本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整体的亚洲国家来讲，它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也就是支撑率会下降，可能5—7年，对韩国来讲可能是10—15年遇到这个问题。的确，我们如何能来保证我们现有人口的情况下保持我们的繁荣，的确，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可以说或早或晚，我们的劳动力就会遇到这样的挑战。

　　还有一点，我们缺乏能源，可能很多的亚洲国家不一定想到这一点，但是对于日本来讲，我们在核电站出了大问题。因此，大家对现在的核动力非常的反感。目前，日本的自民党它说需要我们降低30%的依存度，对核电的依存度要降低，这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影响。

　　不光对日本，其他的邻国也同样有反核的情绪，依赖核电我们怎么实现增长。

　　还有一点就像朱民先生讲到过的，他非常理解解决政策之间的平衡。的确，我们可以看到，货币经济发展的很快，我们如何很好的平衡，比如资本的流入流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且大家正在讨论，对资金的流入流出进行良好的监管，的确我们实际上也制定了一些相关的规则，但是这样的规则将会带来一些对实体经济很多不好的影响，实际上包括一些风险资金，因为监管的原因，它受到很多的限制，对于货币经济来讲，这里面有很多的监管，但是是比较好的，但是这样的监管政策，实际上对于创新，对于实体经济有很大的制约和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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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rnard Lo Kwok Lap：请罗伯特讲讲亚洲作为一个整体来讲，是不是有意义呢？实际上很短的距离意味着有很大的，包括资本市场，包括监管政策有很大的变化。

　　罗伯特：我觉得的确，如果我们要想做一个整体的概括的话还是有很大意义的，因为全球有70亿人，我觉得实际上每个政策都会影响全球所有的人，十分重要的一个分界线也就是包括10亿人，相对来讲包括创新不同的能力，它有不同变化的时候，还有对一些新兴市场，我们觉得这是来自于大多数国家，不包括日本，它有很大的增长。你可以吸取其他国家的一些精华和很好的经验，来实现更大的增长。就像N.K.Singh讲到的，包括社会的福利。

　　以中国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你就要给几百万的人，几亿的人提供社保系统，但是同时你也必须意识到我们必须汲取其他人在过去犯的错误和教训。福利国家在欧洲有两个最基本的问题，第一就是给人钱，让人家不用干活。第二，我们借钱让人们能够有钱，但不工作。我觉得这是非常巨大的失误。所以，在设计一个福利国家的时候，必须注意到你要为穷人，为老人，为那些失业的人提供一个系统的保障，让人们能够拥有教育，去实现他们自己的权利，还有最基本的医疗保障，但是绝对不能让人们有动机不去工作，你的激励应该是让人们去工作，而不是不去工作。我想这对生产效率来说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事情。

　　从长期来讲，在我看来特别是看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增长当然是非常惊人的，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看到几亿人摆脱贫困，使自己成为中产阶级，这当然是非常好的，到了这个阶段，经济不可避免的就减速。你越富，增长要达到10%的可能性就越小，你每年赚五千，甚至一万美元的时候，要保持10%的增速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就必须更加创新。

　　另外，这就需要信息的自由流动，在中国我们会看到信息的自由流动是非常不发达的，这和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身份是很不相称的。几周之后将成为中国新一届的领导人，希望他们能够注意到这个问题。几天前，总理先生在做发言，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没有看到习副主席的出席？人们会问习副主席在哪里呢？你在美国大选的时候很难想象奥巴马在台上，其他的不在场，我们知道他可能在打高尔夫球，但是在重大的场合不在场是非常明显的。

　　Bernard Lo Kwok Lap：刚一讲到信息问题的时候你就拼命点头。

　　N.K.Singh：我同意你的意见，我们需要更好的使得货币政策能够符合经济的事情，而现在的问题是有很多的亚洲国家过早地去建设福利国家这样的一个社会体制，这是不成熟的。

　　还有一个挑战就是如果你不那么去做，有那么多的人，他们处于赤贫怎么办？如何实现包容性的增长。一方面不会去做早熟的福利国家，但另外一方面又能够保证大多数人的权益。

　　Bernard Lo Kwok Lap：我想问一下朱民博士现在中国的情况，有些人抑制消费，因为他们担心自己未来的医疗看病的问题，在为未来存钱，我们讲到建设一个福利国家的时候，其实在香港特区也有这样的问题，而在香港，房价已经非常离谱了，有一半人他们没房住或者自己的开支有一半都是用在住上面，还有一半的人他们住的房子非常好，变成了一个两极的社会，在中国大陆是否也有这样的情况？

　　朱民：福利系统的确是所有人都面临的一个大挑战，发达国家，先进经济体，以及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低收入的国家，新兴市场也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福利国家制度，我觉得最基本的是有更大的覆盖面，有有效的激励系统，在各个社会的层面上分担成本，而对于中国来说，特别是亚洲整体来讲，由于巨大的人口基础设施的落后，之前也提到，以及软件机制机构的能力这方面都比较落后，肆意，就更为困难。

　　好消息是我们可以从先进经济当中学到很多的经验和教训，因此，对我们来说这是这个区域去思考这个问题很好的机遇期，对中国来说也是非常重要，中国有13亿人口，有很多人生活在农村，他们的收入是很低的，如何为这些人提供一般性的服务，同时实现整个系统的效率是一个挑战。如果看中国的十二五计划，实际上这方面有了很多的考虑，实现一个长期可持续的福利制度。

　　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讨论，因为我们讲的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在我看来对于亚洲来说，如果要成为全球增长的领军者，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制造业，如何使得制造业的生产率更高，效率更高，我们赞助了一个研究，过去二十年我们希望看全球制造业效率的变化，我们发现在亚洲正在形成一个巨大的一体化的价值链，垂直的价值链。所以，供应链，特别在制造业这方面正在形成，而的确亚洲是全球的制造业基地，有了这样一个一体化的垂直的供应链，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提高效率，第二就是如何加强区域间的贸易，第三是如何为这样一个供应链提供金融服务。第四如何降低风险。

　　显然，这样的一个一体化的供应链的确是有风险的，比如日本出现了地震，或者是在曼谷，在泰国的大洪水都会对整个链产生影响，所以，必须降低这样一个供应链的脆弱性和风险。因为供应链的拓展是负责迅速的，比如讲到巴西，巴西现在也是这个链的一部分，或者你可能不会相信，智利也是这个供应链的一部分，赞比亚、莫桑比克也是如此，事实上有很多其他的国家都因为全球化来到亚洲，加入到这个巨大的我称之为泛亚垂直一体化的供应链当中。这样的一些国家如何去合作，如何实现这个链的升级，我想这是最大的问题。

　　Bernard Lo Kwok Lap：Henzo Takenaka博士，朱民博士讲的是各国做自己擅长的工作，大家互相协调，来实现一个更大的解决方案，您怎么看呢？

　　Henzo Takenaka：我非常赞赏朱博士提到亚洲供应链的问题，去年我们看到这个供应链的重要性和意义。所以，我们就开始建立业务连续性的计划或者业务连续性管理，这样的一些概念开始产生。我们发现只是这样做是不够的，刚才提到协调是很重要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商业机构，商业系统的协调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不仅是商界的问题，政府的政策结构的改革都是很重要的。应该建立重要的框架，实现政府之间的协调合作。

　　我也想就社会福利刚才提的这个问题说两句，最近我们对此做了很多讨论，日本已经有了一定形式，一定程度的社会福利制度，比如养老金占GDP的比例已经高于英国，和德国一样。所以，这样一个收入再分配的系统，但是人们还是有很多抱怨，大家是否记得去年的达沃斯会议当中，我们有一节讲北欧的福利国家的制度，我觉得有两类不同的社会福利，一个就是收入的再分配来减少贫困，这是从需求侧的角度来解决问题。

　　第二，就是从供应侧来解决问题，比如支持家庭，比如提供更多的幼儿园的服务，支持家庭的方法，我想在亚洲的一些国家考虑这种可能性。收入的再分配是重要的，但同时我们也需要去考虑过去犯过的错误。同时，亚洲国家应该去考虑一种新型的福利国家，就像北欧的国家，更多的去考虑供应侧的问题，这是一种主动的社会福利的提供。

　　Bernard Lo Kwok Lap：我想提一点，有谁不知道詹姆谁是？他来作客我的节目，我问他在新加坡呆了多少年？他说有四五年的时间，他说你是否要拿到你的长住公民身份？他说我不想，也许三十年，四十年后这样的地方就不存在了，因为现在生育率这么低，可能在中国，在日本三十年后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大家怎么看呢？

　　罗伯特：你很难预测这样一些市场二三十年以后的情况。比如三十年后三十岁以上人口的数量，这个是可以预测的，人口学上是有比较好的工具做比较准确的预测，很多的国家，韩国、日本他们的生育率是在亚洲最低的，中国有这样的趋势，中国那么大，所以，这个问题更显著，未来的经济只能由在未来活着的那些人才能去创造，对吧？代际之间的转移，今天的养老金在绝大多数的欧洲国家是由今天的工人在支付的，比如说希腊这样的地方，他们在想50岁就退休了，然后政府就会给他们一大笔钱，而他们的生育率可能就比日本或者韩国高一点儿，一家可能就一个孩子或者再稍微多一点儿。我们每一代人的数量都比上一代要少一半儿就变成一个倒金字塔。你两个选择，或者你生更多的孩子，人们只有这样的选择，并不是受胁迫的或者大家富了生更多的孩子，也就是大家自己的选择。有养老金的设计能够适应这样的养老结构。人们可以为自己的退休做一些储蓄，而且他进行良好的投资，投到一些金融机构里，一边养老，为自己做一些能力，新加坡做的是很好的，他们为人口的缩减做了很好的准备。

　　Bernard Lo Kwok Lap：你能不能讲讲这种协调呢？

　　N.K.Singh：我十分同意人们必须要做自己的选择，但是重新回到刚才您讲的这个问题，刚才做的一些评论，是不是意味着比如说像亚洲一些大的国家，它老化的人口，它有更好的创新能力，更好的生产效率，它实际上是不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而且它需要更加私有的政策，包括人们全球的流动，实际上我们看到人们需要有更自由的全球的旅行。

　　朱民您刚才讲到中国的十二五计划，实际上印度碰巧是十二五计划的第一年，其中一个要素就是我们希望降低能源的消耗，以便来保证我们能源的安全，包括减少使用矿物质燃料，我们如何能实现一种平衡，保证比较高的生产效率，而且能够进一步减少，越来越减少矿物质燃料的消耗，你又能够减少消耗，又能够实现更好的效率，我觉得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实际上我们需要来进一步大幅度提高包括农业的生产效率，不光能为人们提供基本的食物，而且能提高更高质量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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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rnard Lo Kwok Lap：N.K.Singh生讲到它是一个长期的计划，包括司法的改革，又变成了短期的问题。

　　朱民：我觉得很明显，它虽然是一个长期的计划，但是我们必须从现在着手，而且能够解决人口老化的问题，就像我的朋友们讲到过的，我们必须建立一个系统，一个制度。刚才讲到合作，我也希望来讲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金融行业的行业，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个短期的问题，这的确是亚洲许多国家需要进行改革的，的确很有意思的，过去的十年当中，亚洲地区吸引了很多的FDI，吸引了上万亿，除了日本以外吸引了上万亿的美元投资，它实际上外储达到了4.9万亿的外储，吸引了一万亿的投资，它实际上出口了4.9万亿，对于金融行业来讲，它需要更进一步的发展，需要长期的机制。

　　比如1998年我们刚才讲到建立一个长期的国债的市场，但是十年过去了，我们还没建立这样的市场，我们也讲到亚洲地区的银行业应该有更加平衡的体制，包括巴塞尔3的协议，应该在这个地区加以实行。这里面有很多的机会让大家共同的合作，以便建立一个金融的中心，我觉得金融的市场是特别重要的，而且亚洲明显它是十分重要的，十年当中出口4.9万亿的资金。因此，这对亚洲来讲也是很大的挑战，这里面需要很多的合作。

　　Bernard Lo Kwok Lap：大家谁在领头进行金融行业的改革呢？的确，这里面遇到很多包括市场成熟度的问题，很多这样的问题，的确，包括抵押贷款的问题，必须要努力做好相关的工作，我们也非常理解你刚才说的这些问题，但是没人希望能够带头去做。

　　朱民：我觉得包括亚开行，其他的一些国际金融组织也都希望建立这样，包括国债市场，而且还有像新加坡政府、日本政府，中国政府也在努力进一步改革他们的金融行业，如果我们来看一看，比如在6—9个月之前，当时欧洲央行它希望能够去杠杆化，这实际上是非常紧张的，但是他们相对来讲还是做的比较好的，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些波动，但不是特别的严重。

　　我们刚才也讲到这种不平衡的问题，还有一些潜在长期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应该放到桌子上，让大家共同的进行一个详细的和一个有效的计划来执行。

　　Bernard Lo Kwok Lap：我想听一听Henzo Takenaka的评论，然后请大家提一些问题，希望大家做一个很好的互动。

　　Henzo Takenaka：如何实现这样的合作，特别是在亚洲国家之间实现这样的合作，在这方面我有两个建议，对朱民先生我想讲一讲，希望它能够接受，一个是当时十年前我担任过日本的财政大臣，但是我发现其他国家的财长在哪儿呢？在亚洲往往是财长负责，有些国家是总理负责，有些是财务部负责，我们很难找到我们对应的伙伴。我们来看一看大家央行行长聚到一起来讨论？我觉得这里面没有这样一种场合让大家能够聚在一起，因此，我们需要更多的行动，在某些情况下，包括达沃斯这样的场合，我们能够有机会聚在一起。欧洲的情况，实际上也是在欧洲国家遇到的问题，没有一个场合让大家去讨论，他们刚刚开始讨论银行业所面临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一个统一的场合让大家能够坐下来讨论这些问题。

　　还有一点，当我们讨论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包括如何实现投资和储蓄之间的平衡，如何能够实现这样一种地区的平衡，当然我们可以讲一讲。但是如果IMF能够持续的提供，包括每一个国家地区这样一种平衡，我们希望得到这方面的帮助。

　　朱民：我们首先推举您为我们的协调主席，然后我们会为您提供相关的信息。

　　N.K.Singh：你要任命一个新的监管者，马上就会把他赶下去。

　　提问：我来自日本，我想问一问增长的质量，目前来看，实际上经济增长还是可以预期的，但是我们看看整体的质量并不是特别好，我们看看这方面政策应该有什么样的？

　　罗伯特：我觉得整体的基尼系数并没有变的特别坏，我们相对来讲，我们看看这些发展中国家，我觉得大家不应该特别的担忧这个问题，特别担心增长质量，实际上关键的是让大家能够变富变好，而且也不是说要看谁什么时候能变好。

　　N.K.Singh：我也想稍微的讲讲印度，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争论，基尼系数是不是进一步恶化了，的确有证据说基尼系数有很大的变化，包括有很大的增长，十分重要的是基尼系数只是测量了很小一部分，没有捕捉包括教育的比较或者其他住房的机会或者如何获得高质量医疗的机会，基尼系数只是一种方法。

　　朱民：我同意罗伯特，我觉得他实际上是一个前沿经济学家的说法，总体来讲大家在融合，这些技术的国家增长相近。所以，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和低收入的国家大家正在不断的缩短距离，在这个国家之内，不管是发达经济体或者发展中国家来讲，实际上这种收入的不平均是在不断的扩大，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努力去解决，而且我也同意您刚才说的，增长的质量实际上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因为你生产实实在在的产品满足人们的需要，不光是生产机器设备，但是你刚才也讲到收入的问题，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它要让大家共同富裕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如果大家不能共同分享增长的成果，这不是一个成功的增长，这在很多新兴国家市场都是一个问题，但是还有很多的一些困难和挑战。首先一点就是全球化，全球化它往往作用于贸易的行业，对于非贸易行业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这种不平衡越来越扩大了，意味着政府和国家必须有足够的政策，能够来保证这些非贸易行业能够来分享增长的成果。一方面我们看到贸易行业，他们在去的增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化太快了，太强劲了，可以说政府的力量太弱了。因此，必须做好足够的准备来解决这些问题，特别是在早期能解决这些问题。

　　Bernard Lo Kwok Lap：Henzo Takenaka刚才也讲到基尼系数恶化的问题，什么样是完美呢？

　　Henzo Takenaka：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而且我也同意刚才你讲到的这些问题，的确，这种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不是覆盖所有的人，GDP只是一个指标，实际上是与就业紧密关联的，但是我们正在面临着变化，而且我们必须要谨慎的应对。还有，看一看供应方面是不是增长了，今年我们可以看到像日本的增长率，GDP今年可能高过美国，因为它是由于建设需求的增长，还有整体的政策的刺激。但是，如果实现长期的增长，比如包括供应方面，包括它需要有更多的创新。因此，它也应该得到认真的讨论。

　　提问：你刚才讲到亚洲应该建立新的制度，同时应该保证一个长期的增长，这的确是一个亚洲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我的问题是在建立亚洲自己的福利结构的时候，并且同时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

　　朱民：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觉得在过去十年我们学到的是在全球化的压力之下，政府必须及早开始建立福利制度，以便为每一个公民提供长期的社会保障，特别是为穷人提供社会安全网。

　　全球化是如此巨大的一个力量，所以，等到以后再去建立这个系统可能就太晚了。有几件事情，第一医疗系统，提供医疗对于提高劳动参与率，以及给人们工作和消费的动力都是非常重要。为穷人提供安全保障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是最有需求的最需要保护的人群。因此，为穷人提供社会保障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增长如此之快，人们有教育水平，有技术从增长当中受益，这是保障增长成果的一点。

　　第三就是尽早建立养老制度，等到后面你可能就发现没有足够的资源。

　　最后就是教育，当今世界变化是如此之快，之巨，每天技术都在发生变化。因此，建立并且投资于教育制度，并且降低教育的成本，使得人们能够更多的享受教育，去获得教育，这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于全球，特别是亚洲来说是如此。

　　亚洲一直以来有重视教育的传统，面临技术快速变革的挑战，以及全球化的挑战，对于本区域来说仍然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Bernard Lo Kwok Lap：在多大程度上这个福利制度的建立应该页政府来做，多大程度上可以由私营部门来做？

　　Henzo Takenaka：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大家也提到福利的覆盖面在日本是很广的，我觉得医疗制度、养老制度，还有不同的制度应该做一个区分，我们应该从其他国家负面的经验当中学习，在建立这样一些制度的时候，以及在减贫的时候，在政治上来讲，建立这样一个体制，特别是收入增长的时候建立这样一个体制是不困难的，但是我并没有为劳动阶级专门提供一个保障制度，虽然我们的保障投入占到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英国，但是这个钱并没有专门的针对年轻人或者是工作人群加以投入，这也是我希望大家在刚开始关于这个问题讨论的时候，不要只是关注老年人，年轻人，包括国家的未来也是非常重要的。

　　提问：我来自BSF，我有关于老龄化社会的问题，这个大家提了好多次，这个问题让我感到疑惑，在过去我们都觉得人口太年轻，人口增长是个问题，现在我们又说老龄化是个问题，对于亚洲社会来说，人口的老龄化的确是一个威胁吗？还是变革的一个触点，使得发展的质量能够提高？我希望听到关于这个问题的想法。

　　Bernard Lo Kwok Lap：让我再补充两句，亚洲，印度、中国的出生率会看到是非常低的，但总的来说亚洲人口的平均年龄是比较低的，可能在28左右。

　　N.K.Singh：印度的人口现在是11亿，大概要到2040年才会稳定下来，日本人口的构成已经出现了老龄化的明显迹象，我觉得您刚才那个问题主要的意思就是老龄化有机遇，也有挑战，我们怎么去面对？比如印度如何快速的实现人口的稳定。同时如何为这些人口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教育和技能，我想对印度，以及全球其他的社会来说都是如此。在其他的一些市场，可能他们更需要关注的是创新，以便从人口的变化当中受益。所以，我想这个是取决于你这个国家的具体人口情况来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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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伯特：简单来说老龄化社会是好事，就说明我们还没死，不会那么早就死，要我选择明年死还是不死，我肯定明年不想死。同时，它对于人类的生存条件会带来巨大的改变，你必须改变政策，跟去年的政策会不同，你还要从欧美学习，养老金的制度是人们65岁退休65岁就挂了，这样的系统下你就不需要有太多的资金。但是你65岁退休，95岁还活着，甚至活到100岁以后，对于那些在为养老金系统缴费的那些人来说就不是好事儿，但是这个解决方案并不是很复杂的，就是我们需要工作的时间更长。

　　N.K.Singh：不同的国家不一样，比如印度，不是65岁退休，70岁退休，但是你背后也有很多年轻人他们也要找工作，你不给他们让道他们够没工作，这个时候你的战略可能就要发生变化。

　　罗伯特：我想这也是个问题，我们的就业机会的供应总量并不是固定的，是在发生变化的。如果你有一个非常灵活的劳动力市场，让人们能够有机会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工作，还有你之前提到的人口的自由流动，在日本我不知道外国人在日本生活了五年十年是否就本土化了，甚至能够获得国籍，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在新加坡现在有个问题，现在新加坡的移民外国人的比例大大增加，但是你又不能不让人们移民，你不能把人们都拒之门外。

　　朱民：这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我们看20年以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会有老龄化的问题，人口会减少，日本可能也会一样，印度，大概会新增2.5亿人，非洲大约是4亿，现在尼日利亚新生儿的数量跟整个欧洲新生儿的数量相等。所以，20年以后我们讲什么呢？这个问题很大，当然，有很多文化的问题，情感的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但是现实就是可能你很难找到让大家都满意的方案，但这是全球面临的挑战。

　　Bernard Lo Kwok Lap：我们讨论非常好，三十秒做一个总结。

　　罗伯特：经济增长关于人就是人们要有能力和彼此沟通。现在最成功的社会在这方面是美国，因为他们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这些人带来青春、能力、技术，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联系，这样沟通的渠道和网络。亚洲，特别是日本，如果你希望能够和世界有更多的联系，那你就需要更加努力。

　　N.K.Singh：在此基础上我想说的确，经济增长不仅仅是数字，我觉得今天经济的增长更多的被用幸福指标来衡量，就是应该有价值观和系统，使得人们能够更快乐，我想这是衡量经济增长更为重要的方面，而亚洲有独立的基于亚洲的传统价值。

　　朱民：我想经济增长的指标应该和幸福指标共同考虑。

　　你在亚洲最重要的并不是生存下去，而是仍然保持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先地位，这对于区域，对于全世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就是可持续的增长，刚才我提到一体化的供应链，更为可持续，更为高效，并且向价值链的高端移动。

　　第二，就是更多的包容性，使得大家都能享受到增长的成果。

　　第三，考虑到这个区域的人口。

　　Bernard Lo Kwok Lap：对能源的依赖性，绿色的增长是非常重要的，让我想到新的说法，所谓的垂直化这是个很好的概念。

　　Henzo Takenaka：今天我们讲了人口学的问题，90年代以后我们进行很多的讨论，人口到底是一个资产还是一个负债，我想印度和中国的成功表明人口是经济增长的资产，这是我们现在的情况。但是从现在开始未来怎么办？可以是资产，也可以是负债，我想这是我们的挑战，要去应对挑战，必须加强中国、日本、美国，还有其他国家之间在学术方面的交流，在亚洲内部这样的一种交流是非常有限的。

　　朱民：你要用垂直化这个词要给我付版税。

　　Bernard Lo Kwok Lap：我知道你为货币基金组织工作。谢谢各位。

　　朱民：你要用“垂直化”这个词要给我付版税。

　　Bernard Lo Kwok Lap：我知道你为货币基金组织工作。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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