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国游客在境外消费约1.2万亿元，是世界旅游消费的中坚力量和主要群体。他们不仅在2014年“买空”了日本的马桶盖和电饭煲，在2015年更是创造了约800亿元人民币的在日消费；与此同时，中国消费者在欧美国家的购买热潮依然不减，不少商品甚至因此脱销和断货。

　　过去5年间，中国每年可支配收入超过5.5万美元的家庭增加了两倍。国内产品质量、产品开发、制造技术、购物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距，令不断发展壮大并且不满足于大众化需求的中产消费者时时刻刻做着选择题：国货还是海外商品？国外“爆买”的背后，却折射出中国国内产能过剩但有效供给不足的尴尬现实。

　　什么是供给侧改革

　　过去的30年，中低端收入人群的需求反映了社会的主流需求，企业并不需要大量投入高级研发或投资高端生产线。无论是自主研发激励不足、自主创新得不到保护，还是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增长时期的特殊环境特点，使企业产能处于重量不重质的中低水平，缺少升级的紧迫感。企业家们并没有及时察觉到周遭环境的变化，反而在现在需求大量外溢时才发现，过去十年技术的停滞已经使自己落后于市场和时代，连未来企业生存都成了问题。曾经能够有效满足中低收入水平需求的供给结构和生产力长时间被固化，而人们对高质量产品和高品质生活的需求迅速攀升，导致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之间的错配，此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优化供给结构、缓解供需矛盾、提高全社会要素资源配置的角度，会对缓解和解决供需错配问题提供强有力的帮助。

　　自2008年经济危机后，国家推行的政策多集中在扩大货币供应、刺激投资与消费层面。中高层需求日渐觉醒，将目光投向欧美韩日等国的高质量产品，国内较为落后的产能无法满足消费者越来越高的需求而逐渐失去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提倡回归市场，减少行政干预，让自由经济促进行业优胜劣汰并倒逼产业升级的供给学派开始走上舞台。

　　供给侧改革的覆盖范围比单纯的供给学派更广一些。后者更多地强调减税等手段由市场自身调节，而20世纪80年代初采用这一思想的美国里根主义改革，在初期并没能解决经济发展停滞和通货膨胀问题，最终美国是依靠计算机、网络技术等方面的突破，实现高附加值产业升级，提升供给侧在高新技术上的竞争力，以此造就了全球市场对其高科技和高效率产品的需求，才创造了新的活跃市场，令美国经济逐步走出泥潭。

　　过去，谈到经济增长，人们主要谈及创造需求的内需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简单来说，供给侧改革是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重新配置各种生产资源，使行业产出更符合传统三驾马车各自的需要，甚至唤醒三驾马车各自对新技术和高附加值产品的需求，这样在改革推行的过程中使不合时宜的落后企业和产能被淘汰；倒逼企业升级自身技术和市场需求分析能力，使库存资源更有效率地分配到生产中；在竞争中企业逐步得以提升自身竞争力，使平均成本得到更有效控制，并且弥补发展上的不足，培养竞争优势。

　　社会学家孙立平教授曾用卖包子的故事揭示供给侧改革的道理：多做好吃的包子，少做或不做无法下咽的包子（即供给侧改革，发展新兴产业，提供适销对路产品，去库存，消灭过剩的产能），虽然如此，可销量为什么还没增加？问题出在中间地带。不仅仅是产品线要同时具备符合高中低三端客户市场的要求，更需要提高效率减少中间各种成本，符合市场对产品的价格底线，才能全面照顾各级需求。事实上，互联网正可以为解决供给侧的难题提供启发。

　　从“屌丝”盛宴到中产理性

　　“互联网思维”这个颇具新意的词汇在近两年来出现了意义的转变。传统“互联网思维”的逻辑是用免费或低价的产品获取海量的用户，使边际成本无限降低，再从中转化出付费用户，以增值服务实现盈利。比如淘宝最初通过低廉的快速消费品和低店家费积累用户，再逐步开通天猫等高端服务项目；360提供免费杀毒软件的下载，并借机使用户绑定使用旗下其他产品；小米则以低廉的硬件价格和社交网络推广抢夺移动互联网的入口，进而再增推其他产品。然而，一贯倚靠免费模式争夺活跃用户的360在纳斯达克的市值与巅峰时期相比出现了腰斩迹象，而同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网易却透过诸如常青藤大学公开课、网易阅读和海外高端代理游戏等符合中高端人群的产品，自2011年股价稳步攀升，获得了第二次生命。精明的投资人早已嗅到了环境的波动，互联网思维正逐渐顺应社会和市场的变化，从“屌 丝”盛宴过渡到中产的理性。

　　瑞信2015全球财富报告中称，中国的中产阶级已经达到1.09亿人，超越美国的9200万人，已成为全球中产阶级人数最多的国家。同时，2015年我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已经上升到51.4%，打破了之前第二产业工业占主导的态势，这一定程度代表了收入水平的上升以及消费者对更优质服务的渴求。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认为该比重代表了中国后工业时期的开始，他同时认为在这一阶段，要实现消费升级应“让产品更个性化、让服务业更加人性化，把体育打到国外、把顾客留在国内”。但是“海淘代购”的活跃以及中国游客海外“爆买”的现实，揭露了我国供给端无法满足中产对产品质量需求的短板。

　　要实现产品和服务的升级，互联网无疑是一柄利器。举例来说，京东除了不断完善线上数据统计分析外，也在2015年末积极建设体验互联中心，透过一线人员密切关注并记录体验中心客户在现场对各种产品的即时反应，让自己更了解线下用户的需求痛点，反哺供给侧的调整工作，还可以更有效地统计并预计人们对各类产品的需求程度，指导其各类产品库存规模管理或为其线上商家提供产品类别建议。处于供给侧的生产方完全可以借鉴互联网巨头的做法，如Zara这一传统时装行业巨头在线下门市摸清人们具体需求，将各种市场反应数据化后，再结合互联网已有的线上数据共同分析已有的消费行为，可以更有效地把握市场脉搏，也就控制住了库存上海体育策划公司浪费问题并有计划地安排产能，直接和终端市场对接。

　　软件到实体的技术革命

　　目前，互联网已经从信息交流渠道升级为客户定义企业生产价值的渠道，更是在从“只能看不能摸”的状态开始向“可以接触的软硬件结合网络”的形态进化。虚拟的互联网与具备硬件形态的物联网将共同运用技术革命重塑供给侧产能的效率和需求创造力。

　　阿里研究院的一项报告指出，当今新常态下产品价值流的起点，是客户在定义价值而非企业。目前产品的设计流程已经从封闭式的企业秘密研发，逐渐发展到基于特定用户需求进行广泛调研并指导研发——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企业透过社交网络与客户沟通并运用互联网大数据指导具体设计。正是互联网时代使交流更加扁平，客户甚至可以参与产品设计、制造和体育打造过程，企业更可以从中避免配置消费者不需要的性能，使产能得到节约，间接降低成本。

　　更贴近实体的升级版互联网——物联网也能为供给侧改革带来诸多好处。物联网本质上是透过互联网技术，将诸如传感器、控制器、生产工具和终端用户连接起来的实体互联网。埃森哲近期的一项调查显示，62%的受访中国企业高管认为物联网将有助于提升员工生产率，而48%则认为物联网可帮助企业优化资产利用率。一方面，可穿戴设备、手机、电脑等信息终端可以迅速把握个人消费者的行为动向，及时收集并分析大数据背后的趋势方向，用以指导企业安排生产活动。海尔正积极开发的智能家居，万科正努力尝试的智能服务社区都是基于互联网的产品和服务升级，它们正通过物联网技术，及时将电器用户或者住户生理反应数据通过传感器输送到后台分析中心，发现各种潜在需求波动的节点，以便更快做出更好服务的反应。另一方面，物联网对供给侧改革的启发也与“工业4.0”背后的精神相吻合。企业自营生产价值链各环节能够与外部供应商、客户、物流支持商等紧密连接，在生产质量上实现“打铁才能自身硬”，不仅仅提高效率控制浪费，更可以提升产品质量，从供应端解决“落后生产力与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

　　互联网作为产业智能化升级与经济增长换挡时的“稳定器”，将通过其精准的分析能力帮助供给侧企业实现“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五大任务。巧合的是，即便20世纪80年代里根主义通过减税等手段回归自由市场后，在短期内仍没能提振经济增长率。但随后计算机和互联网等高科技行业伴随“星球大战计划”的兴起，使美国经济增速从“L”型转变为了“U”型。当今的中国与80年代的美国情形也有类似之处，而中国产业的升级重担，同样落在了互联网这些新兴行业的肩上，在新常态的换挡阶段，互联网必将成为改进经济增长质量的利剑。

　　文/马旭飞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战略管理终身教授、创业研究中心副主任

　　张一开 中国联通国际有限公司会计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