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学管理在中国企业中颇为兴盛。根据《世界经理人》杂志的调查，63.2%的企业，希望以国学智慧来弥补西方管理的弊端，62.4%的企业家，希望在浮躁的商业环境中找到精神上的皈依。然而，本次调查还发现，56.2%的企业，在管理上对国学的应用还停留在形式上。究其原因，在于不少企业对如何应用国学管理还存在一定程度的茫然。为此，近日《世界经理人》（简称《世》）杂志特地邀请IBM（中国）全球企业资讯部运营战略首席顾问白立新、北京锡恩管理顾问公司总裁姜汝祥、海底捞餐饮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勇，就国学管理相关问题进行对话。

　　国学管理的本质―回归良知

　　《世》：当今国学管理在企业界很热，但是，根据我们的调查，对于如何应用国学管理，企业大都还处于茫然阶段。到底应该怎么认识国学管理？怎样才能走出茫然？

　　姜汝祥：我认为不能把国学理解为一种学问，国学应该是一种道德概念，国学管理应该强调的是有道德的市场经济。我的80%以上的客户，都被道德问题困扰，也即老板与员工之间的关系、企业和供应商之间的关系、企业和客户的关系等。其实，大家都渴望道德，但是，目前的市场环境对于那些不道德的做法又缺乏制约，因此，企业家不得不常常在道德与投资回报率之间徘徊。但是我认为，这两者在未来一定是互为正相关的，否则这样的市场经济就没有希望。

　　讨论这个问题，我认为首先应该建立一个标准―一个判断、衡量事物，包括问题的前提和框架。我们之所以在一些问题上非常纠结，就是因为采用了某种世俗的、既定的标准去看待事物。

　　白立新：如果能把看待问题的视角拉开到上下五千年，你就会发现这个标准其实很简单，就是良知。而现在之所以出现很多问题，原因在于私欲。是贪心让企业家在牛奶中添加三聚氰胺，是对利润的短视追求让他们粗暴地破坏环境，相反，去除了私心杂念后，稻盛和夫却能一次次看清被竞争对手私欲遮盖的商业真相，从而造就一个个成功企业。因此，应用国学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回归良知的管理。

　　《世》：我最近看到姜总率领您的国学总裁班的学员在《中国经营报》上联合签名要善待员工，是否就是在进行着这样的回归？

　　姜汝祥：没错，我们就是希望经过创业“原罪”阶段而进入发展阶段的企业家要回归良知。良知是企业家的道德标准，也是企业经营的标准。得道一定多助。我认识一个拥有200亿规模企业的老总，他专门设立了一个“孝”文化基金，一部分用于赡养这个公司超过70岁的员工，另一部分用于助养员工的父母，还有一部分捐赠给养老院。在行此善举的过程中，他赢得了不少合作伙伴的尊重和配合。于是，与竞争对手相比，他形成了一种良知竞争力―用良知唤醒合作伙伴的良知，从而形成了一个有良知的、良性循环的产业链。我相信他未来会做得更好。海底捞是另外一个明证。海底捞用良知保证着它们的食品安全、用发自内心的真诚微笑去服务客户，于是，去那里吃过火锅的人都心甘情愿地成了它们的免费推销员。

　　《世》：是不是因为良知在当今属于稀缺品，所以才能成为竞争力？

　　姜汝祥：没错。在不少企业对员工都少有关心的情况下，如果你关心到员工的父母，员工就会感激不尽；当同行的员工都被安排在地下室居住时，你让员工住进公寓，也会让他们非常满足。员工满意了，自然会更好地服务客户。企业在市场上的机会也随之而来。

　　张勇：我同意这个说法，在大家都做得很烂时，你只要稍微做得好一点，就意味着市场机会。海底捞进入北京后，对客户的真诚服务方式、对员工的善待举动等，都让同行压力很大，也为我们赢得了很多机会。从2005年我们在北京开第一家店起，我们在这里连续开了十几家店，而且几乎每一家店都门庭若市。因此，从我的体会来说，良知应该是经营企业唯一的选择。除此之外，我真的想不出来还有其他的方式。也许当今的市场，你可以用一些非常规的手段来发展，但是，再过二十年、三十年呢？！社会总要向好的方向发展。上个世纪80年代时曾经涌现出了很多蜕变于社会底层的个体创业者，他们也曾做得很大，但是，现在剩下的还有多少呢！因此，只有追求唯善才有可能长久生存。

　　良知让管理变得简单

　　《世》：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来界定道德、善和良知呢？

　　姜汝祥：这是一个取决于社会进步程度的标准。比如，在日本的街头扔个烟头，你上海商标设计公司就能感受到来自周边的足够的鄙夷和压力，但是在国内就有可能不会被在意。在美国开车，你肯定是先让行人，但是在国内你要这样做的话，可能你永远都过不去。中国还处在道德的逐步恢复阶段，在这个阶段，企业家们回归良知的管理效果可以相对容易显现，行一点善就会有明显的社会效应和市场效果。

　　张勇：确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海底捞的好口碑，也是被中国中低端餐饮业整体较低的经营管理服务水平所衬托出来的。本来给员工租普通的公寓房、配空调和卫生间、送生日蛋糕等举措，在我看来都是最普通不过的待人原则，但是偏偏大部分同行还让员工挤住在地下室里面；本来给客户提供免费水果、提供排队等待时间内的一些特色服务，是为了提升客户消费买单的自然选择，但是，恰恰不少同行到现在还在这些服务成本上算账，从而造成客户的流失。

　　《世》：基于良知的管理，是否就是像这样，落实到对人的关爱上就能产生效果？

　　张勇：是，我只是把员工发展的管理平台搭建好，把朴素的价值观立住，剩下的事我基本上都不怎么管了。

　　白立新：张总把他的员工当成天使，他们就会越来越像天使，为他创造了很多意想不到的能力。相反，那些处处防范员工的企业，即使设计了很多管控措施，还是防不胜防。因此，要想使管理简单，就要把每个人当成好人。

　　姜汝祥：企业家如果能经常让员工感受到他的关心和处理事情的公正，那么，员工就会觉得安全得多。日本企业在这方面也做得很好。丰田的高官就经常去车间转悠，去看员工的脸色，看他们是否高兴。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希望向员工传达一种关爱的信息。而一旦员工在企业里获得了安全感，就能实现张总在海底捞那样的无为而治式的简单管理。

　　这也是我们所谈的国学管理的本源问题。你把历史回溯到千百年之前，可以发现中国那些成功的民营企业家，无一不是实行了基于良知的经营管理。而如今中国企业出现的种种问题，也在于我们整个民族在这个本源问题上的迷失。其实，员工和客户都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点。你要想把企业做好、想从中获得更多，你就必须让员工和客户过得好，这是一个正向的生态循环。当这样的本源不能成为我们大家考虑问题的标准或者出发点的时候，就会出很大的问题。

　　《世》：但是这本来是一个不需要讨论的简单道理啊。

　　张勇：没错。我在海底捞所做的事，本来很平常，可是却不断地有人来质疑我，为什么要对员工好、为什么能让员工向客户发自内心地微笑。搞得我最初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姜汝祥：这么简单的道理，之所以被不断质疑，就是因为大部分企业，在学习西方管理时，被西方文明中表象的东西所迷惑，那就是所谓做企业就要逐利，就要在生态链中控制和抓取最大部分的利益。

　　殊途同归的中国传统价值观

　　《世》：张总这样的善良之举，是否也是您对国学研究领悟的结果呢？

　　张勇：我没有对国学做过研究。我觉得这些都是做人做事普适的价值观。我想把海底捞做大，做大只能靠大家嘛，这里面还是带有一些功利性的。你要想让人家多干活，你就得对人家好一点。我雇用员工，最想得到的，不仅是他们一双手的贡献，而是他们大脑的贡献。实际上，我们对客户的所有特色服务，都是来自员工的建议。

　　《世》：很多企业家希望从国学中获得一种管理之道，但是张总并没有修习国学，他也一样在应用良知管理，他的良知来源于他从小到大做人的价值观。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做，而其他人一定要通过国学来悟道？

　　姜汝祥：有些东西，你很难确切地知道它是怎么来的。比如说，你无法回答孔子的思想是怎么来的， 我觉得这就跟白博士（白立新）说的一样，宇宙中有一些东西，让他的脑子跟自然的真理对接上了，形成了所谓的天人合一。因此，我认为大部分人都应该做真理的信徒，就是我们不讨论前提、不问来路，而是相信真理的正确性。比如我们假设“利他”是真理，那么，我们这样做就可以了。

　　白立新：汝祥博士说得对。在一次论坛上，有一位经济学家曾试图追究“利他”思想是否有竞争力，他想用西方的那个逻辑框架去解读稻盛和夫的“利他”竞争力，结果越谈越离谱。

　　姜汝祥：就像宗教一样。宗教是不允许被怀疑的，怀疑的话，你就不要去信仰。宗教念经的目的不是去探讨真理本身，而是在理解真理。

　　白立新：达到对良知的真正理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家汽车企业曾邀请我去讲领导力的话题。 我给他们讲了三个故事，第一个讲IBM的管理，他们听得都很兴奋；第二个讲稻盛和夫源于中国传统儒释道的经营思路，他们就觉得半信半疑，认为稻盛和夫肯定还有其他制胜法则；而当我讲到海底捞是如何基于良知管理时，他们根本不相信，他们怀疑在中国这样的大环境中，这样的企业能发展吗？我只能告诉他们，这些都是已经发生的真实事例，其实做企业就需要这样的简单。你们与其隔岸学着IBM的管理皮毛，不如像稻盛和夫、海底捞那样，回归良知管理、回归简单。

　　《世》：企业家如何才能回归良知呢？

　　白立新：唤醒企业家的良知，必须要靠企业家自己。人的心灵之门是从内部反锁着的，自己不主动打开，外面再怎么敲都没用。而站在咨询的角度，我们能做的就是让企业家了解这些最简单的道理。

　　姜汝祥：企业家真的应该认真去想一想这些道理了。实际上，消费者已经开始用道德价值标准来替代我们的利益标准了。比如悍马体育车在大城市现在就越来越卖不动，因为它所针对的高端客户群大部分开始认同环保概念了。如果一个企业家周围朋友都具有这样的理念，那么，他很可能就不会去买这样的车，否则他将与交往者显得格格不入。再比如，我跟白博士在一起时，发现他只喝白开水，不喝矿泉水，那我现在也尽力这样做。为什么呢？我最好的朋友成了我的参照系，我做一件事不能不考虑在他心目中的印象。事实上，整个市场已经发展到这样的节骨眼上，按照张总（勇）的话，你不基于良知做事，你就赚不到钱，而且你还很难持续。那些不顾及员工冷暖感受的企业，现在不都遇到发展瓶颈了嘛。

　　良知为企业引入的西方管理手段注入了灵魂

　　《世》：回归国学管理本源的海底捞还需要引入西方管理手段吗？

　　张勇：当然要。海底捞员工都相对年轻，比较容易受当今社会流行的价值观影响。因此，对于我的价值观，他们不一定全部相信。我只有通过一套架构在西方管理工具基础上的行政体系来保证我的这套东西能够落实到每个员工身上，比如，我们有系统考核店长对团队的培养、关爱程度，考核员工对客户的服务水平等，这些数据都成为员工晋升的硬指标。

　　姜汝祥：海底捞对西方管理的应用，与很多其他企业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从关注人心这个基本点出发的。当这个基本点贯穿于整个流程、制度时，这个管理体系就是活的，比如海底捞的员工可以自己做主向客户赠菜甚至免单，但是海底捞从来没有因此而亏损过，同时，也鲜有员工滥用这个授权。 而客户却一个个满意而归。 反过来，中国另外一些流程制度森严的企业，却让客户抱怨得跳着脚骂，因为这些制度缺乏人性。

　　白立新：孔子有道也有术。术一定是在正确的道指引之下，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现代企业制度诞生在西方，而且经过验证是有效的。之所以一些企业在这些管理框架下出问题，就是因为它们没有一个很正确的道。比如，中国一些企业也建立了董事会管理机制，可是老板控制欲极强，导致董事会成了一个摆设，董事们自然也就发挥不了真正的作用了。

　　《世》：具体地说，国学管理能如何与西方的管理手段结合起来呢？

　　白立新：我们的社会是由科学、哲学、宗教组合而成，如果你只了解科学，那我认为你的思想永远都不可能很深刻，同样，宗教的信仰者如果缺少哲学和科学思维的话，也只是一种迷信。当然，只是一个哲学家，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个书呆子而已。只有在这三个方面融会贯通，你才有可能理解这个世界，才有可能具备贯穿上下五千年的视野，而一旦站在这样的高度，你会发现所有的事情都变得如此清晰、如此简单。我曾经对海底捞的模式也没有感觉，直到有一天张总把“双手改变命运”这几个字写在我面前。那一瞬间，我的内心被点燃了，“原来这就是做企业的正道啊”。

　　姜汝祥：说白了，所谓的国学管理，核心就是要回归正确的价值观。一旦这个正确的价值导向根植于我们的内心，我们引入什么管理手段，都是活的，有人性的，有灵魂的。

　　与其隔岸学着IBM 的管理皮毛，不如像稻盛和夫、海底捞那样，回归良知管理、回归简单。

　　1、姜汝祥：国学管理应该强调的是有道德的市场经济。

　　2、张勇：最想得到员工大脑的贡献。

　　3、白立新：要想使管理简单，就要把每个人当成好人。

　　他们中有人信佛，有人研究国学，而有人对国学知之甚少，但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认为，管理要回归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