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末的一个傍晚，格灵深瞳创始人赵勇从美国旧金山飞往北京的航班刚落地，就被从上海特意赶来的谷歌前同事、Mobvoi创始人李志飞接到北京工体的一个聚会上。临近春节，这是北京最冷的一天，几台空调同时开足马力仍不足以为这个泰国餐厅供暖，但没过多久，超过四十人陆续到来，酒酣耳热的人们纷纷脱掉外套。

　　上述讨论者来自一个自称为xGoogler （前谷歌成员）的组织。自2009年以来，成员们就保持着每季度一次的聚会频率。此类聚会常由光速安振中国创投创始人董事总经理宓群发起，对美食要求颇高的Zynga中国总经理田行智是聚会选址的不二人选，席间的红酒则由TasteV品味汇CEO韩雪豪提供。买单者通常是创新工场董事长李开复、华登国际董事总经理李文飙或宓群。聚会地点多在北京，但在硅谷，宓群也曾在那里发起过十余人的顶级饭局。

　　这正是VC们难得的“狩猎”时机。对于“谷歌帮”而言，聚会并无任何条条框框—唯一的硬性要求是你必须曾在谷歌工作，但现在已离开。任何人都可以畅所欲言，聊结婚生子等家事，也聊商业模式与创业，甚至猎人。四年来，这个私密的组织正悄然变化—联络形式由最初的邮件群组扩展为微博、linkedIn、微信等社交媒体，人数亦由十余人猛增至一百五十余人。

　　众人谈论的话题通常海阔天空。一些人会谈及谷歌的无人驾驶汽车项目。另一些人则分享如下实验结果：若两辆卡车从A地开往B地，正常油耗是一辆车的两倍；但若两辆车贴着开可减少空气阻力，油耗仅为一辆车的1.3倍。车距很近不仅可节省能耗，如此还能缓解交通压力。

　　赵勇和李志飞亦加入其中，两人都是xGoogler的成员。xGoogler是典型拥有高智商、高学历的一群人。如同“PayPal Mafia”（美国互联网公司PayPal前成员俱乐部成员）曾衍生出视频网站Youtube、电动汽车TESLA、以及美国空间探索科技公司SpaceX等明星公司那样，谷歌帮亦非凡夫俗子。

　　瞧瞧xGoogler的聚会名单吧。创新工场创始人李开复（原Google全球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裁）、百世物流创始人周韶宁（原Google中国区联席总裁）、光速安振创投创始人董事总经理宓群（原Google大中华区投资并购总监，并曾任Google驻中国办事处第一任首席代表）、宝宝树创始人王怀南（原Google亚太区市场总监）、兰亭集势创始人郭去疾（原Google中国总裁特别助理及首席战略官）、云云搜索创始人刘骏（原Google中国工程研究院副院长兼全球工程技术总监）、小米科技联合创始人林斌（原Google中国工程研究院副院长兼全球工程技术总监）。这还只是冰山一角。

　　“谷歌对中国互联网最大的贡献就是这些googler,这是一场‘输血’运动。”宓群对记者说。根据去年年初李开复的统计，前谷歌中国员工中有20多人成为互联网公司创始人或CEO，至少50人成为中国互联网顶级公司的高管或技术主管。“今年这个数字至少增加了50%。”宓群说。

　　顶级研发

　　在回国创业之前，35岁的赵勇是美国谷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Google research Senior Scientist），曾被“雪藏”在Google X(谷歌秘密实验室)进行三年的专项研究。“现在这个项目变得有点影响力了，它叫Google Glass（谷歌眼镜）。”赵勇轻描淡写地对记者说。

　　谷歌总能吸引到令人匪夷所思的全球最顶级人才。三年前，在一个20多人的内部会议上，赵勇做完专业演讲后，突然就有人在背后对他说：“或许我们可以一起完成它！”“当时，这个人态度很暧昧，我在想他是不是一个同性恋。”赵勇说。

　　赵转过身才发现此人脸上带着一副造型奇特的眼镜。会后，两人来到会议室交谈，但整个过程中，此人却默不作声，只字未提，而是动手将电脑与投影仪相连。他随后惊奇地发现投影中出现了对方眼镜里呈现的东西。赵用嘴说，对方则打字，但速度却比赵说话还快。

　　赵勇得知此人名叫萨德·斯塔那(Thad Starner),是佐治亚理工大学教授。上个世纪80年代起，他就将这样的眼镜戴在脸上。在一段20年前的电视节目上，萨德· 斯塔那曾对主持人说：“我可以回答关于任何事情的任何问题！”主持人问他是否了解棒球。斯塔那否认。主持人则问其一个早已退役的40年代球员的生平记录。仅仅3秒钟后，斯塔那就将该球员所有的比赛数据读出来—事实上，斯塔那随身携带有电脑，并使用自己研发的非键盘式输入设备。短短几秒钟后，电脑已将网络搜取的答案传至眼镜中，在与人交谈过程中，这些数据则读取出来。“这件事发生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而那时我们的计算机还是286、386。现在萨德·斯塔那已戴着这个玩意生活了20年，你能想象吗？”赵勇对记者说。

　　更令人震惊的故事还在后面。赵问萨德·斯塔那眼镜对其社交生活有无影响。萨德·斯塔那给予否认。散会后，赵勇向其上司前布朗大学计算机系主任汤姆·迪恩（Tom Dean）描述了这个怪人。后者说：“我记得他。”20年前，桀骜不驯、行为古怪的萨德·斯塔那毕业时曾来布朗大学应聘，迪恩曾是面试官。面试后一位教授称如果布朗大学肯给其工作机会，自己就辞职。萨德· 斯塔那最终未能如愿。

　　事后赵勇及迪恩约见萨德·斯塔那一起晚餐。赵勇向萨德·斯塔那提及了20年前的那次面试经历。不过，萨德·斯塔那已完全不记得餐桌对面的面试官了。但几秒钟后，他就叫起来。20年前的回忆一一呈现在萨德·斯塔那的眼前—这些年间，他一直用眼镜记录所有的视频信号，并将其转化为知识放进搜索库随时抽取。最终，萨德·斯塔那成为赵勇在Google Glass项目上的合作伙伴。

　　但并非每位科学怪咖都能得到谷歌的垂青，史蒂夫·曼恩(Steve Mann)即是其中的一位，他曾“走火入魔”，在过去三十年间，曼恩一直穿戴类似的智能眼镜设备，这个眼镜被永久性地固定在他的头骨上，成为人体的一部分，除非使用特殊的工具，否则无法取下。为了避免引起误会和麻烦，他不得不随身携带医师证明文件。更疯狂的是，曼恩希望用大脑控制这些硬件设备。“其实我没觉得史蒂夫·曼恩走上歧途，他是这个学术方向的先驱者，至少走在了一般人50年前面，所以才在这个时代有点格格不入。”赵勇说。

　　Google glass不过是Google X里的一个项目而已。谷歌工程师总能获得令人艳羡的薪水、有趣的研发项目，可观的科研经费，但赵勇最终还是选择离开。“在谷歌工作，尤其是在Google X工作，所有项目都非常非常创新，很多人都是企业家、发明家，被谷歌买进或者请进。但我会有一种很强的冲动，他们都可以做这些伟大的事情并且让结果发生了，为什么我不能？”赵勇说。

　　谈及创业初衷，赵这样说：“我想成就理想，而不是谷歌翅膀下的一个蛋。”赵勇想做的是发明一种新的监控系统。它收集的图像与传统相机不同，但却能产生不同的应用，如安全监控、客流行为的智能分析等。举例而言，一个商场丢了东西，人们知道它丢了，却不知道什么时候丢的，也许是过去一天，也许是一周，所以需查看监控录像，但24小时的录像快进要看三四个小时，而利用新的监控系统，一切可在2分钟内完成。若应用客流行为的智能分析，商家还可了解不同年龄、不同时间段的购买行为和购买轨迹。

　　赵勇曾两次尝试在谷歌内部寻找合伙人，有两名工程师一度非常热情加入其中，但最终还是反悔决定留在谷歌。“当你手上有很高薪水，买了很多套房子时，做这个决定变得很难了。你必须足够疯狂才能做这个事情，千万不要刺激别人成为你的合伙人。”赵勇说。

　　他准备离开谷歌独自创业，在业余时间他常常在家做科学实验。一天，同事李志飞带着太太来看赵的新房子时发现了这个“秘密”，赵勇透露了创业的想法，李志飞则羡慕地说：“Wow，这太棒了，我也要想想能不能自己创业。”最终李志飞比赵勇还早约半年拿到风险投资创业，李现在在上海做移动智能语音搜索。“创业跟理想中的东西完全不一样，有很多挫折，我们俩也有种同命相连的感觉。”赵勇对记者说。

　　元老

　　宓群堪称“谷歌帮”中资历最老的人。1999年宓群就曾收到谷歌工作邀请，当时谷歌刚成立不久，整个公司不过20人左右。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曾坐在公司的一张乒乓桌（兼会议桌）旁与之交谈。宓群当时已有了创业想法因此回绝了。2003年，谷歌再度找到宓群，希望他能以中国区业务为核心组建Google CJK(中国、日本、韩国)团队。这一次，宓群同意了。

　　这个决定最终影响了宓群日后的人生轨迹。2003年，谷歌虽然已经有中文搜索，但质量一般，算法基本按照英文搜索算法加上简单分词，没有一个工程师是专门研究中文搜索。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宓群随即发现中国互联网存在诸多机会，但不都是谷歌的强项，有些可通过投资参与其中。2004年，他作出一个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举动—投资百度。此后，他又主导投资了早期对大众点评、天涯、赶集网、迅雷等公司的投资。“我那个时候做投资也是偶然，一方面是从战略角度考虑，另一方面是我自己也是一个创业者。”宓群对记者说。

　　1999年，宓群曾创立i Telco 公司，首轮融资即达800万美元。i Telco 公司是一家全球性的网络通讯产品及服务提供商，意在通过整合互联网和语音电话、传真和电子邮件、语音留言及即时通讯最终实现互联网与电讯的融合。其商业模式是将产品服务直接卖给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日本电信等客户，事实证明这一模式并不成功。这一经历令宓群意识到到创业者所需并不仅仅是资金和技术，还有商业模式和经验。

　　在谷歌工作期间，宓群很快组建了中国团队，当时谷歌办公室位于北京建国门新华保险大厦，只有四五个房间，20余人。加入者包括李开复、田行智、腾讯副总裁朱会灿、谷歌首席工程师吴军等。

　　宓群随后加入创投圈，担任光速创投全球基金中国董事总经理。作为昔日谷歌中国市场的开拓者，他亦成为xGoogler的核心。这群人只要遇到任何创业问题都会找他。即使不参与投资，宓群也乐意出谋划策。有些谷歌人的创业项目也得到宓群的垂青，广告公司mediaV聚胜万合即是如此。毕业于清华大学的胡宁曾获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博士，并参与完成谷歌音乐等项目。离开谷歌后的胡与杨炯纬创办的mediaV以算法技术切入互联网广告领域，其客户包括京东、优衣库、雀巢等。

　　2012年宓群又开始了他新的创业，创立了光速安振创投基金 Lightspeed China Partners，第一期基金1.68亿美金，专注早期创业投资，新的基金已经投了途家网，美乐乐，融360等行业领先的公司。

　　在最近一次聚会上，宓群则为赵勇提供市场推广、定位、人脉资源等帮助。“谷歌人都很‘googlely’。大家都很优秀，对做的事情有一种热爱，彼此信任， 非常有团队精神，这是抱团的一群人”。宓群对记者说。

　　xGoogler亦引起了投资者的注意。曾有人找到宓群表示愿意赞助xGoogler的活动，并希望获得人员名单。不过，这一要求被拒绝。“我们还是想让它很放松，所以不对外。但是任何人需要帮忙都没问题。”他解释说。

　　这是田行智眼中最美好的时光。他在这里邂逅了同为谷歌员工的妻子吴宇欣—最初，在谷歌帮的聚会上，吴向田趣称自己是导演吴宇森的妹妹。

　　田行智出生于四川，11岁赴美并在纽约长大，并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计算机学士和硕士学位。2000年1月，他来到中国，创办最早的社区及音乐社交网站Qzone，之后，又加入波士顿咨询公司负责IT战略和移动项目，而移动正是2005年谷歌发力的重点，田被选中回到中国。

　　此时的谷歌中国尚处创业初期，工作环境简陋，任何事都需亲力亲为。当时国内流行导航上网，而谷歌不得不放弃简洁的用户界面，转而推出导航类产品。当时有很多现在看似“可笑”的事情。用户会到谷歌的页面搜索Google；韩国团队则反馈谷歌上线后很多人打开却不点击—过于简洁的谷歌页面设计使得很多网民误以为其网页没做完。对于搜索引擎，很多人并不知道该如何使用。

　　Google的中文译名也是在临时办公室诞生的。当时谷歌员工和奥美一起设想了数十种方案，最终所有人投票选择了“谷歌”。这个译名曾被嘲笑，但逐渐人们还是接受了它。为了让美国总部更深入的了解中国，中国员工甚至编排了一系列反映中国各个朝代的小品，用以展示中国历史。当时田和吴宇欣并未开始约会。吴曾出演慈禧太后，田则扮忠臣，她砍了他的头。最后一场则展示现代人的生活，两人扮演一对新婚夫妇。“后来我们俩真结婚的时候都对大家说，其实我们是结第二次婚了。这就是缘分。”田行智说。

　　那时候，谷歌内部气氛就非常活跃，田行智常组织员工聚会。随着离职者增多，员工聚会亦演变为xGoogler。在每三个月一次的聚会上，平均每次都有四五十人参加。而田行智始终是挑选聚会餐厅的不二人选—在谷歌时曾有大厨比赛，他每次都是美食评委。

　　除了美食之外，田在工作阅历方面亦收获颇多。2005年底，田曾与Android操作系统开发者安迪·鲁宾（Andy Rubin）共事，并成为谷歌早期全球负责移动业务的四人之一，田将安卓带入中国，并看着它一步步长大。田负责与运营商、手机厂商的业务扩展，而同事邸烁则负责技术支持。2007年，田离开谷歌，创办游戏公司希佩德，从事海外游戏的开发运营。这家公司在2010年最终被Zygna收购。一年后，邸烁也离开了谷歌，创办北京乐投科技—一家平板电脑系统软件和服务提供商。

　　在田日后的创业中，谷歌的影子随处可见。Zygna的办公室装修就“谷歌味”十足，食堂里亦有精心挑选的大厨。除此之外，田还希望创造谷歌式的文化。“Zygna的文化继承了中国特色和谷歌特色，是一个融合。和谷歌比，Zygna的人情味更浓。”田行智说。Zygna亦要求打破规则。一次Zygna的产品经理做了一个产品事先并没有通知田，但整个产品的数据和结果都不错，运营成本也很低，田就非常鼓励。此外，田也像谷歌那样鼓励员工花20%时间做工作之外的事情。

　　2010年谷歌退出中国，田行智一度非常难过。“我们一手建起了它，但一句话，就毁了。”田说。为了纪念这段特殊时光，田与谷歌前同事们聚会借酒浇愁。此后，他会偶尔溜到谷歌蹭饭，顺便瞧瞧昔日工位上坐着谁。2008年汶川地震，田想到了自己的老东家，并提议谷歌建立寻人平台。很快，谷歌就调集了产品工程师完成了这一产品。不过，类似的机会已越来越少—如今的谷歌已鲜有他的老朋友。

　　在xGoogler聚会上，田始终都是活跃者。他从不在聚会上谈工作，更喜欢天马行空，喝酒聊天。“工作上参加的会议够多了，大家在一起就是单纯的放松。”田说。在他眼中，xGoogler都是彼此的“老师”。“沈思的单板滑雪玩的非常好，韩雪豪在品酒上很有一套，李文飙则是高尔夫的高手。我可以教他们跳舞、摄影，还有武术。”田行智对记者说。

　　在xGoogler中，周杰堪称资历最老的人。2002年周耶鲁大学毕业后即加入谷歌。彼时谷歌只有400多人，还是一家中小型公司，办公室还在硅谷一座二层小楼内，每天上班的感觉更像是上学，每个人关系都很亲密。但随着人数不断膨胀，谷歌越来越像“大公司”。2006年，周回到中国担任技术总监，负责谷歌中国本地搜索产品的研发。周是谷歌历史上最年轻的华人总监，李开复称他为“Super Star”。周负责开发曾排名第一的谷歌地图。

　　2007年底，周杰离开谷歌，创立精准网络广告公司浪淘金。因为工作繁忙，周杰并不常参与xGoogler的聚会，但在业务上仍与昔日伙伴相互支持。在创业之初，李开复给予其支持并为其介绍资源。李创办创新工场后，周和郭去疾也帮其校园招聘。大家各有所长，相互出力。工作间隙，周杰还会和郭去疾、刘骏、林斌、沈思等人喝咖啡谈创业。

　　对周杰而言，谷歌的最大影响是令其走入广告领域。2002年，周杰对此还很陌生，但进入谷歌后，他成为开发广告系统的谷歌前十人之一，此外，谷歌的文化给予其潜移默化的影响—任何事情都可以被颠覆。邮箱、地图如此，广告亦如此。“在谷歌的收获是对很多事情的传统权威和敬畏感弱一些，挑战的冲动性会更强。”周杰对记者说。

　　三驾马车

　　在多数xGoogler看来，2006年前后的谷歌是这家伟大的互联网公司在华最辉煌的时期。当时主导产品研发的李开复、主导业务销售的周韶宁、主导市场公关的王怀南被誉为谷歌中国“三驾马车”。“这是谷歌进入中国时招到最优秀的人才，相当一部分人放弃了优渥的收入和高级的职位，相当有理想情结，他们某种程度上认可谷歌的使命，认识到谷歌只有在中国奋斗才能实现它的使命。这些人都希望谷歌成功—希望一家有着整合世界知识并奉献给人类的有理想的公司成功。这群人又能相对踩准国际和中国这条路。”宝宝树网站创始人兼CEO王怀南对记者。

　　李开复、周韶宁、王怀南都有耀眼的履历。李开复因创办微软中国研究院在国内名噪一时，2005年，李加入谷歌担任全球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裁。周韶宁曾获普林斯顿大学计算机硕士，曾在贝尔实验室、朗讯科技工作，在加入Google前的9年间一直担任UT斯达康公司总裁。王怀南则拥有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以及美国乔治敦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曾在麦肯锡、宝洁、雅虎跨国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

　　周韶宁与王怀南颇有缘分。2005年下半年，两人相差两周先后进入谷歌，又在2006年底同一天离开。对于在谷歌的经历和其后来的“退出”，王怀南自豪却又心存遗憾。在他看来，一家如此有理想的公司应被允许在中国生存。“一方面它对中国经济拉动非常正向，另一方面也推动了搜索技术的竞争。”王怀南说。在王看来，谷歌曾错误地判断中国—过高、过于绝对地执行了谷歌的全球文化，狭隘地把自己当成一个不作恶的典范。“这个尺度随着人类发展在各个国家处于不同阶段，不可能去完全一样地执行。为几亿网民服务好处大，还是为了某种抽象的理念退出好处大？显然，‘留下’就是意义。”王说。

　　王怀南认为如果当时谷歌“三驾马车”坚持适应中国市场，除非总部将三人开除，否则谷歌今日或许会是另一番格局。“如果现在的开复回到谷歌，现在的团队回到谷歌，那会是一个无比强悍的团队。”王怀南对记者说。

　　“三驾马车”在离开谷歌后都找到了事业新起点。李开复的创新工场捕捉到移动互联网商机，也凭借“创业导师形象”聚集了很高的人气。不过，王怀南给这位老战友的建议是“要有更大勇气”。“开复需要一次真正的创业。在今天的中国，勇气不够是很大缺陷。如今中国市场如此纷乱，你不是草莽英雄怎么成功？”王对记者说。

　　性格低调的周韶宁则进军物流业，创办物流外包公司百世物流。周是拼命三郎式的人物。“当年，我们晚上叫他吃饭喝酒，第二天早上五点他就可以跑到办公室和美国联系业务，精力旺盛之极。我们甚至怀疑他不睡觉。”田行智回忆说。在田行智眼中，周有着超乎常人的商业敏感度，对技术又了然于胸，是商务与技术完美的集合。

　　周韶宁则谦逊地对记者表示，“自己比较实在，也没有太多故事。”他坦言在谷歌的一年多是所有工作经历中压力最大的一次。“所有人都很优秀，每个人都对创新和荣誉感有极高的追求。很多项目都是自下而上去做的，不是老板告诉你做什么。每个人都要不断创新不断思考，用自己的能力做最大的事情。自己要跟自己赛跑。”周说。

　　这段工作经历为其创业带来诸多帮助。谷歌背景对其创新物流和商业模式启发颇大。而以互联网方式提供供应链服务和整体物流解决方案的百世物流2012年营收达13亿元，今年其目标则是25亿。“用技术手段和模式提升服务效益，每一年我们都有清晰的想法，我很高兴看到我们现在做的就是五年前规划的，没走太多弯路”，周对记者说。

　　王怀南则在2006年底携手易趣网创始人邵亦波创建大型育儿网站社区宝宝树(BabyTree)。 在离开谷歌之初，他差点和邓峰、吴炯一起在北极光做投资，但最终选择创业。在他看来，创业之路更艰辛也更有意义。虽然一个身处北京、一个扎根杭州，周、王二人仍常通电话沟通彼此企业规模、所遇瓶颈及解决方案。

　　和谷歌一样，王怀南也有一个伟大的梦想—借助互联网将中国的年轻父母聚拢在某个平台上交流分享，让其获取高质量的育儿知识，通过交流分享去培养下一代。“它不是我们可以做的最大的事，但是坚持下来可以改变一代中国人的事。”王怀南对记者说。

　　秘会

　　离开谷歌后，王怀南曾和汤奇峰数年没联络。去年的一上海体育定位公司天，王突然接到汤的电话，对方表示正在做一件事，想将中国清一色的垂直网站领军的体育组合起来，打通育儿、教育、结婚、买车等整个垂直领域闭环。而这个想法当即得到王的认可。王当即表态肯定加入，并且会不计成本的支持。

　　汤奇峰并非一时冲动。汤早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2006年加入谷歌大中华区销售部门，后投身百世物流创业，但后来发现自己是个“互联网人”，并不适合做实业，于是再次回到谷歌。他始终有一个困惑，谷歌全球化的成长需要照顾所有客户，而大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却难以满足。

　　2011年末，汤带队十余名垂直领域大佬赴美访问。吃饭聊天时，有人提及大量的国内互联网广告实际上被每年涨价的媒体所绑架。于是各方密谋有无可能资源互换。比如约会网站，约会成功后可产生婚宴需求，继而是育儿、教育、体育，甚至买车买房，诸多可能性可形成闭环。若构建一个生态链条就会多方受益。“这是个很美妙的话题。”汤奇峰想。

　　随后众人开始商量能否成立联盟，贡献后台的的广告资源。但如此还会产生另一个问题，即如何衡量广告价格。“一张纸换一支笔你愿意，明天换一个钱包你就不愿意。这个定价如何估值？还有双方不一定有对等的需求。所以交换不是一对一，是一对多。”在这种需求下，第三方平台呼之欲出。这时有人提议汤奇峰牵头此事。而汤当晚就拍板回国后就辞职。

　　回到中国，汤迅速提交了辞职信。12月末，他与上述公司在上海召开历时3小时的秘密会议，并最终签订协议—组建UMA联盟（United Marketing Association），专门解决大客户之间的广告资源共享问题。汤负责第三方平台运营，收取服务费用，出售相关广告与网站分成。早期UMA联盟共12家，包括携程、51job、易车、安居客、慧聪、东方财富、华为、苏宁等。汤迅速理清每个人的需求，做出方案，并制定游戏规则。

　　三个月后，晶赞科技正式发布，垂直领域的大佬们纷纷捧场。晶赞继承了谷歌的基因。作为一家技术驱动的公司，80%的员工隶属于研发团队，35%以上的员工是硕士及博士。在电商领域的前谷歌帮同事亦加入UMA，其中包括郭去疾、王怀南等。除此之外，汤还组建了“谷歌智囊团”。

　　云云网创始人刘骏堪称最重要的一个。刘曾担任谷歌中国工程研究院副院长兼全球工程技术总监。早年在谷歌工作时，负责销售的汤与刘就曾有合作，刘分享研发，汤则分析用户数据。谷歌退出中国后，刘骏也离开了公司，但两人仍保持联系。创办晶赞后，刘更成了汤的“军师”，遇到数字领域无法解决的运营问题，汤常常会拉上刘骏。

　　离开谷歌后，刘创办了云云搜索。这是诸多谷歌创业项目中技术难度最高的一个，也是中国Googler最聚集的公司，目前大约有10名前谷歌工程师效力其中。例如云云搜索技术副总裁孙峥、产品副总裁盛佳等均有谷歌背景。由于创业紧张，刘骏并不常参加xGoogler的聚会。不过，关键时刻，他从不缺席—此前他曾参加郭去疾的婚礼。

　　刘骏在技术方面堪称理想主义者。他希望以技术创新带动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其研发的方向是社交搜索引擎。但改变很难一蹴而就。“搜索引擎是一个巨大的投资，我们中间会做一些合作，比如和人民搜索、国家图书馆合作，这些上海体育定位公司都是为了缓解资金压力。在实现大目标的路上，你要借助的一些外部力量。”刘骏说。类似的合作方式也是谷歌曾有过的模式。

　　“谷歌给我带来收获更多的是对中国市场的了解，这是最重要的经历。”刘骏认为，中国市场竞争的最大特点是规矩较少，正面理解是有巨大的想象空间，负面理解则是底线较低，抄袭严重。这也是他的忧虑。刘骏坦承自己有谷歌人的特点，愿意啃硬骨头，选择困难往上冲。“这样的性格可能是一开始企业成长比较费劲，但后劲比较足。我希望你四五年之后再看，这样可能更有意思。”刘骏对记者说。

　　梦想

　　在很多xGoogler的人生阅历中，谷歌历程不过是其中的短短几页。但从中获取的能量与智慧，却为其打开不同常人的世界。

　　赵勇在美国谷歌时，曾看到很多同事陆上海画册设计续辞职创业。“那种环境是非常炽热的。如果我当时不在谷歌而是在微软，就不会作出现在的决定。”赵勇对记者说。而对于创新，大多公司都喜欢改进式的创新，谷歌则喜欢做到极致。“拉里·佩奇说：‘创新不是改进10%，是把一件事情创新10倍。’我深深理解这句话的意思。”赵勇说。谷歌亦是一个将各种知识和天才结合密度最高的地方，当想学习某个新领域知识时，这个领域的创始人和最天才的人都已在谷歌，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

　　投身投资行业的宓群则认为谷歌为其带来的最大收获是提前预判3至5年后的趋势。而根据大势，他能对公司进行早期投资，而不是等热的时候再扎进洪流。他将投资分成三个重点：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有技术革新的服务领域O2O，以及企业IT领域。作为谷歌人的另一个收获是可看到很多核心数据，掌握这些数据的捕捉和分析，就可应用到电商与互联网广告领域。“谷歌人在中国互联网都是很中坚的力量，他们希望把中国与全球对接。他们见过世界上最强的企业文化和创新，带来的是技术、产品、创新，而非拷贝。”宓群对记者说。

　　汤奇峰至今仍记得创业初的豪言壮语—“我要做一个伟大的公司”。“当时很多人就想，老子来就是拿一份钱，伟大的公司和我有什么关系？”汤奇峰说。但汤认为公司要去解决的是用户问题，以及未来将要发生的问题。“谷歌人遇到事情有个特点，他们会极其兴奋，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点跨越过去，这座山就被你踏平了。谷歌人就是这样有点‘二’。”汤说。

　　“谷歌的人都要做某个领域的第一，或某种创新的东西，但不会为了商业利益而复制。”在田行智离开谷歌再次创业时，他对此感触颇多。对他而言，谷歌的经历为其创业提供了诸多帮助，第一是工具和效率化，第二是商业与理想可以共存，第三是对人才的渴求。“本身这个公司很成功，但它的核心价值反而不是商业。谷歌退出中国恰恰也是不是为了商业。所以我们都有这样一种理想。”田对记者说。

　　不过，这些精英们在离开谷歌后亦有困惑。比如在赵勇看来，从技术层面美国与中国的水平可能相差五年，但在观念上却可能差20年。比如从事谷歌眼镜研究的科学家20年前就开始设想可穿戴设备，社会对他们很宽容，大学亦支持其研究，但在中国却不能如此。他在面试很多博士时常常听到这样一句话： 我们导师做研究也是这样的态度，先去看国外哪些东西做出来了，再去模仿，如果不成功就不去模仿。“我觉得这方面问题很大。”赵勇说。

　　而当赵勇准备回国创业面对投资人时，他也听到两种关于创新的不同声音。投资人对创新一方面觉得震撼，另一方面又觉得恐惧。有人对他说，“你不要在中国搞创新”，“在中国做生意不要太讲诚信”，“你们这些海归会有太‘小清新’的问题。”另一些人则会表示，“我从来没投过这些项目，我们看不到成功的案例。”只有一小部分投资者说，“这听上去很棒，我们愿意投”。“在中国我感觉这样的投资人10%都不到。”赵勇告诉记者。

　　曾在美国Google X工作，赵勇并不看好创新孵化器模式。“孵化器是让很多创业者全部坐在一起，这个过程中他们相互影响，会慢慢丧失自己的独立性和个性，所以从这个环境里出来的公司往往做的事情特别像，重叠率很高。”在他看来，成功的创业都是有些疯狂甚至荒诞的，可以非常怪异，做到最后才把它拿出来。

　　一些人已堪称表率。郭去疾的兰亭集势正冲向IPO，周韶宁的百世物流也有了上市计划。被老一辈Googler称为“小妹”的沈思也已将木瓜移动经营的有声有色。此外还有参与小米手机创业的林斌、洪峰，创建团购网站嘀嗒团、与维络城合并后任CEO的宋中杰，创办豌豆荚的王俊煜等。他们都是谷歌帮的一份子。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谷歌人是最体现互联网精神的一批人。”汤奇峰说。谷歌帮每个人的成功都或多或少得益于谷歌。谷歌曾为其贴上诸如开放、合作、快乐等标签，使他们与其他公司所谓的“派系”有所不同。“每个人都很全球化地思考问题，他们在外面的天线很丰富。”汤告诉记者。

　　王怀南曾跟现在的同事分享过自己“小小”的梦想。这个梦想就是谷歌能够重回中国市场，并把所有Googler的创业公司都收购掉，请他们忠实地为谷歌服务三年。“这些人现在比当年还要强，他们经历了中国市场血与火的考验，他们自己融过资，跟本地的竞争对手打得死去活来，最后还赢了，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如果这些人能用当年对谷歌的理想和今天在中国市场拼杀出来的感觉为为谷歌服务三年，那会震撼全世界。”王怀南说。他认为最关键是谷歌的理想主义在今天稀缺。“谷歌是一群人精神的战场。”王怀南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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