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让你们久等了。”走进北京香格里拉饭店的Cafe Cha，由于堵车迟到了几分钟的柳青一个劲儿地道歉。与父亲柳传志一样，她早就养成了重诺守时的习惯。作为高盛公司直接投资部董事总经理，她每个月总有两个星期在外地谈项目。不过，谈完项目后的她总是想尽快赶回北京的那个家。在同一个小区里，住着自己的父母亲。谈起自己的父亲，她的脸上满是笑意：“我很幸运能出生在这样的家庭”。

　　亲情

　　“父亲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精神层面的东西，他培养了我的性格、意志和品质，让我受益终生。”柳青认为。

　　1984年，柳传志下海创办联想的时候，柳青只有6岁。在她的记忆中，父亲一直都很忙，同在联想打拼的母亲也很忙。这个时候，年长8岁的哥哥承担了更多的责任，不仅送她上学，还替父母去开家长会。

　　不过，那种浓浓的亲情却始终都在，从老一辈就是如此。柳青至今还记得爷爷离世当天的场景：病危中的爷爷把奶奶叫到病床边，已经不能说话的他给了奶奶一个饱含深情的法式亲吻作为永别，这让在场的柳青热泪盈眶。

　　父亲家一共4个兄弟姐妹，父亲是老大，大家的感情都非常好。除了大姑已经出国之外，其他3个家庭竟然都住在同一个小区。每个月，这个大家庭十几口人都会到父亲家里聚会。每个人都争着发言，也会喝点小酒。柳青的叔叔比较能喝一点儿，就会找父亲敬酒。这个时候，在外面滴酒不沾的父亲也会小酌几杯，喝完之后既不亢奋也不多说话，只是笑的，这与他在外界那种不怒自威的形象形成了鲜明反差。

　　柳青觉得，父亲最在意的人就是母亲。他们是大学同学，真正是同甘共苦、相濡以沫，有着非常深的感情。父亲很少煲电话粥，如果发现他不停地讲电话，那肯定是在跟母亲聊天。父亲经常把做成的以为得意的事讲给母亲听，不过，爱较真的母亲听完之后往往还会挑刺，这时他只好无奈地说，周围所有的人都认可这件事，你是唯一不认可的。如今，他们全家还建了个微信群，聊得热火朝天。父亲每次出差的时候，都会问柳青是否在北京，在的话就会给她布置个任务——陪陪母亲。

　　在柳青的记忆里，除了父母亲的兄弟姐妹之外，经常到父母家里走动的就是联想的同事了。“对于那些跟随我爸多年的同事，包括司机，他从来都像对待家里人一样。”有一次在家里讲到和杨元庆等联想人艰苦创业历史的时候，一向内敛的父亲动了真感情。他一直都有个愿望，要把联想办成一家“没有家族的家族企业”。今年春节前按照惯例，联想的高管们包括朱立南、杨元庆、赵令欢在内，又一次在父亲家里团聚，推杯换盏之间，好几个人都喝高了。

　　规矩

　　不过，浓浓的亲情是一方面，严格执行制度又是另一方面。1998年，还在北大读二年级的柳青拿到了康柏公司的奖学金，去那里的市场部暑期实习，而这家公司还是联想强劲的竞争对手。学计算机专业的她却从来没想过去联想实习，因为她知道联想有个不能违反的“天条”：子女不得在公司任职，哪怕是实习也不行。

　　她早就习惯了父亲的这种要求。朋友有时候会托她找联想办点事，每次她都会先问父亲，这件事情是否违反联想的“天条”。

　　在柳青看来，父亲柳传志是个表里如一的人，无论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说到做到”是联想非常重要的“天条”，父亲从来都是这么要求自己的。“以前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中，每当我爸提出目标的时候，我妈就会挑战他。不过，时间长了她也发现，我爸确实是已经考虑得很清楚了，而且留有余地。”柳青开始做投资之后，父亲给她的最大忠告也是不要光看被投资人说了什么，更要看他做了什么。这个原则对她有很大的帮助，让她避免了走很多弯路。

　　“我小时候挨父亲的批评，经常都是因为说好了要去做一件事情最后却没做，他发现了就会很生气。”柳青小时候，有一次全家出游，说好9点钟出门，她和母亲有点磨蹭，父亲就着急了，一个劲儿地催促她们。

　　柳青和老公都是搞投资的，难免在全世界飞来飞去。很多时候，他们的3个年幼的小孩就只能委托双方的父母照顾，事情既多又杂。于是，父亲又把自己在联想的那股子劲头带到了家里。他委托自己的司机“任总”作为大家庭的“后勤CEO”，还专门为后勤设计了一套完整的管理流程和考评体系。每个季度，家庭成员都会按照KPI给司机和阿姨打分，加权计算出得分，然后任总召集所有后勤人员一起吃饭，根据得分给他们发奖金。

　　去年圣诞节的时候，柳青对自己家的阿姨的表现很满意，想直接给她发点奖金。结果父亲却说这么做不行，既然家里已经有了制度，也给了任总授权，发奖金这件事就必须得到任总的批准才行。即使在家里，他仍然是个较真的老头儿。

　　坚持

　　2000年夏天，北大毕业的柳青如愿考上了哈佛大学研究生院，赴美留学的她仍然是一股子拼命三郎的劲头，学习异常刻苦。她一直都记得父亲转述的一位足球教练的话，“要想人前显贵，就得人后受罪。”2001年，经过12个人的重重面试之后，她得到了去高盛暑期实习的机会。在那里，她的玩命工作得到了同事们的高度认可。

　　一年之后，即将毕业的她却赶上了互联网泡沫破灭、就业市场一片惨淡的残酷现实。往年高盛会招二三十名初级分析员，而那一年才招了6个人。为了准备高盛的面试，柳青哪儿都没去，猫在宿舍里埋头补习金融方面的知识，“高盛的面试出了名的难，因为我不是学金融出身，所以要加倍努力才有机会”。

　　在经过了又一次的18个人的多轮面试之后，她终于拿到了高盛的录取通知书。“这应该是我人生中最高兴的时刻之一。”她在高盛的第一份工作是投资银行分析员，并被派到了香港。上班的第一天，她发现在所有初级分析员中，自己是为数不多的来自内地的员工，而其他几乎所有的同事都是“老外”。

　　分析员的这份工作其实很辛苦，一开始是帮助领导找各种各样的行业数据，查行业年鉴和企业年报，分析各种宏观经济或产业政策，熟练之后就要做财务预测模型。柳青笑谈，这些其实都是“体力活”，加上经济形势不好，本来应该20多人干的活儿却压到了6个人的头上。不到半年的时间，当时招进来的6名同学已经走了一半。

　　当她找到父亲诉苦的时候，父亲却认真地告诫她：“突然被球砸着了当然会感觉很疼，你是足球运动员主动顶球的时候就不会觉得疼，因为这是你自己的选择。既然是自己的选择，就一定要坚持下去！”

　　能够在最困难的时候坚持下去的，必定是个乐观主义者，柳青觉得父亲就是这样的人。在联想29年的历史中，父亲经历过无数次的挫折，有几次公司都要办不下去了。但是柳青却从来没有看到父亲把烦恼和沮丧带回家，他总是乐呵呵地跟家人聊天。只是到了后来看到报道之后，她才知道当时父亲承受了多么大的压力。

　　父亲的一番话让柳青咬牙坚持了下去。两年之后，她从投资银行部转到了直接投资部，从事长线的股权投资工作，但职位仍然是最辛苦也最基层的分析员。又过了两年，她被提升为高级经理，然后是执行董事，直至担任该部门的董事总经理。

　　如今屈指算来，柳青在高盛已经工作了11年的时间。在加入高盛已经好几年的时候，有一次她跟同事聊天，那位同事问她知不知道联想集团董事长的女儿在哪个部门，她很尴尬地说，那个人就是我。“因为大家在公司里都用英文名，所以那个外国同事也完全没想到”。如同父亲一样，她骨子里也非常好强，不希望别人只是把她看作柳传志的女儿。

　　自信

　　如今的柳青已经成长为成熟的投资人。她出门带3部手机，全国各地出差，每年与团队一起要看500多个项目，与形形色色的企业家打交道。跟我们见面的时候，她的嘴唇都起了一层皮。

　　在香港工作和生活了多年时间的她，对内地的沟通方式也已经驾轻就熟，这本来就是她父亲跟客户之间的交流方式。如今的她甚至有些“埋怨”父亲对自己影响太深了，以至于她见任何人都是谦恭有礼甚至点头哈腰。她也在改变自己的着装习惯，除非正式场合不再西装革履，因为内地的企业家们很少这样。之前她还闹过一个笑话：有一次她去客户那边开会，会场在一个小区里，一身正装的她走到小区门口却被保安拦住了，说你是卖保险的吧？

　　在做投资的过程中，柳青结识了俞敏洪、马蔚华、王玉锁等中国商界领袖。在跟他们的接触中，她深切地体会到，“只有中国才会出现这么多有进取心和创业精神的企业家，他们跟我爸一样吃过大苦，把企业当做自己的命来做。”在做投资的时候，她觉得这种企业家更让她放心。

　　当然，她对自己的角色也越来越自信。除了跟企业家本人交流之外，她也和很多企业家的子女成了朋友，发现彼此之间有很多的共同语言：他们都在国外留过学，工作起来都很拼命；与父辈相比，他们也都有更广阔的国际视野。“时代在变化，哪怕是2000年之后成立的企业，它们成功的商业模式现在也未必能成功了。因此，未来真正成功的企业家既要有愿景，还要有战略高度，知道下一步的增长点在哪里。”如今，在与中国企业家的交流中，她既能够讲述他们的欧美同行的经验和教训，还能够请这些同行的高层来中国做交流、谈合作。“因为这些行业领袖多半是高盛的合作伙伴或客户”。她觉得，父亲那一代的企业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历史终归要翻开新的一页。

　　“服务员，麻烦帮我把面包打个包。小孩子最爱吃这里的面包。”结束采访的柳青又自然地回到了贤妻良母的角色。这也是父母亲对她潜移默化的影响，让她一直非常注重事业和家庭间的平衡。当年，她找老公的最大要求就是两人要互相信任、不离不弃，而不在乎对方的家世，老公也是普通人家的孩子。“周末的时候，我会尽量推掉应酬在家陪孩子。”说到这里，她忍不住拿出手机，秀起了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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